支持钟睒睒：平台霸权正在制造中国式内卷
8月8日晚，央视财经《对话》栏目播出了一期注定要被反复引用的节目。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坐在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田边，对着镜头说了一段话：“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他说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他最后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这不是钟睒睒第一次向电商平台开炮。从2024年11月点名批评某电商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到2025年初连发三条朋友圈将“四大电商平台”称为“中国经济的绞肉机”“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再到这次央视黄金档喊出“限制平台权力”——两年五次，一次比一次重。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央视，40分钟，完整表达，不会被算法折叠，不会被评论区稀释。
节目播出后，舆论场迅速分裂。
财经作家吴晓波率先回应，发文《我为什么无法认同钟睒睒的说法？》。他说钟睒睒讲的十句话里有七八句他认同，尤其是对平台“黑箱性”规则的指控和压缩供应链利润的批评——“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但他明确反对三点：不应把电商与其他商业形态搞成“敌我矛盾”，不应把电商与实体经济对立，消费不是零和游戏。他最后撂下一句话：“看到了疾病，却给错了药方。”
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当晚也发文，标题是《钟睒睒关于电商的观点，我站在消费者这一边》。他说钟睒睒的话“只能同意一半”。他的核心判断是：“看到权力，不能抹掉效率；承认效率，也不能放过滥权。”
六神磊磊更直接，发文把钟睒睒炮轰平台拆成了一笔利益账：核心分歧是渠道利益和定价权，农夫山泉自己也曾经靠低价抢过市场。
一个首富，一个财经作家，一个商业咨询师，一个自媒体大V。四种声音，四种立场，但所有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平台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
作为一家品牌服务公司，进化岛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支持钟睒睒。
不是因为钟睒睒说得全对——吴晓波和刘润的质疑有其道理。我们支持他，是因为他撕开了一个所有人都感受到却没人敢在央视镜头前说出来的真相：平台曾经是效率革命的先锋，如今正在用流量暴权制造中国式内卷。这不是某个企业家的个人恩怨，是整个产业在发出声音。
肯定平台的历史功绩，不代表要对当下的问题保持沉默。屠龙少年长出了獠牙，该说的就得说。
一、屠龙少年长出獠牙
互联网革命的中国奇迹
否定历史是耍流氓。
2003年，淘宝诞生。此后二十年间，中国互联网平台完成了一场商业基础设施的革命。淘宝干掉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分销体系，让偏远山区的农产品第一次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微信连接了所有人，让沟通成本趋近于零。美团重构了本地生活服务，让外卖、到店、出行被压进一块屏幕。抖音用算法重塑了内容分发，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被看见的可能。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激荡年代。无数小众品牌、农户和小微商家靠着线上赛道盘活了生意。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1亿元，同比增长9.9%。平台打破了地理壁垒，降低了创业门槛，催生了海量灵活就业岗位。一个在郑州做内容服务的创业者，可以把产品卖给全国任何一个角落的消费者——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效率革命功不可没。这四个字不是客套话，是事实。互联网平台用技术重构了流通体系，让商品、信息、服务的流动效率达到了人类商业史上的最高水平。
但功不可没，不等于功过相抵。
五权合一带来流量暴政
要理解平台为什么从效率工具变成了权力帝国，需要拆解它到底掌握了什么。
传统中间商赚的是买卖差价，承担的是库存风险和资金占压。规则公开，抽成恒定，商家能预判成本和利润。而今天的超级平台，不是中间商——它比中间商强大得多，也隐蔽得多。它掌握的是五项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本应分立制衡的权力。
第一，规则制定权。 平台既是市场，又是立法者。佣金费率怎么收、流量怎么分、活动怎么报名、什么样的商品能上首页——规则由平台单方面制定，随时修改，商家没有谈判权。钟睒睒在节目中说得精准：“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但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第二，信息分发权。 算法决定谁被看见。在内容电商时代，平台就是信息环境本身。一个商品能不能进入消费者视野，不取决于商品好不好，取决于算法给不给流量。流量就是生命线，而流量分配的规则是黑箱。
第三，定价干预权。 表面定价权在商家手中，实则全程身不由己。不参加平台的促销活动？降权。不肯降价？限流。不投流？排名掉到底。平台通过排名机制、活动机制、比价系统，实质性地干预了每一笔交易的价格。这不是自由市场，是平台导演的定价游戏。
第四，数据全知权。 平台看到所有交易数据、用户画像、商家成本结构。商家对平台是透明的，平台对商家是不透明的。信息不对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平台知道你的成本底线，你不知道它的算法逻辑。
第五，算法裁判权。 降权、封号、限流，平台同时扮演警察、法官和刽子手。没有听证，没有申诉，没有公开的判定标准。商家连自己为什么被罚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该怎么改正。2025年底，三部门发布《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明令禁止平台通过限制流量、搜索降序、算法降权等方式强制商家降价——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真实存在。
这不是垄断的副产品，是垄断的本质。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信息权分立制衡，是防止权力滥用的基本架构。而超级平台把这五项权力攥在一双手里，形成了一个比任何传统机构都更隐蔽、更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力体系。
平台卖的不是流量。是生存权。
当屠龙少年长出獠牙
钟睒睒为什么敢在央视开这一炮？
不是因为他的正义感突然爆发。是因为时机到了，也是因为问题已经严重到首富都坐不住了。
202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以693亿美元身家居中国首富，钟睒睒以681亿美元紧随其后。两种商业模式的财富分配差距本身就是分歧的缩影——一个是靠流量平台收割全行业利润的“数字地主”，一个是靠产品和渠道深耕实体产业的“实业家”。当数字地主的财富增速远超实业家时，说明利润的流向出了问题。
但钟睒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后，是整个产业积压已久的怨气。
商家怨。费率不透明，投流成本年年攀升，做完一单生意连自己能拿多少都算不清。有媒体援引行业数据指出，中小商家营销费用已占营业额的8%至15%，新店和低价商品甚至超过50%。一家年营收200万元的服装店，投流费用60万元，占营收30%——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是在给平台打工。
制造商怨。平台主导的低价机制把产业链利润压到见底，企业无力投入研发，无力打磨品牌，只能在低价泥潭里越陷越深。钟睒睒说“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每一个制造业老板都有切肤之痛。
线下零售商怨。城市里的店铺大批关闭，不只是电商替代那么简单。感性消费、即兴消费、场景消费被算法主导的线上消费扼杀，年轻人被吸进手机屏幕，街道失去了烟火气。钟睒睒说“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这句话不精确，但它触及了一个真实的痛：当所有消费行为都被算法驯化，商业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也在被悄悄收割。
屠龙少年长出獠牙，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是权力膨胀到临界点后的必然。当五权合一的绝对权力遇到商业利益的无限扩张，结果是可预见的：平台从服务者变成食利者，从效率工具变成统治工具。
二、谁在制造中国式内卷
从短剧之死到流量赌局
短剧是一个完美的切片。
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到504.4亿元，首次超越电影票房总量。看起来烈火烹油。但撕开表面的繁荣，内里是一套被平台流量霸权深度绑架的赌局。
据36氪报道，字节系旗下红果短剧月活用户已达3.04亿，占短剧APP行业月活的90.6%。超六成新用户来自抖音导流，获客成本仅为行业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生态内循环的产物——抖音导流、番茄供IP、红果变现，一个封闭的流量闭环把所有外部竞争者挡在门外。
在这个闭环里，内容创作不再是创作，是投流。
据中航证券研报数据，海外短剧市场80%至90%的项目无法回本，北美单用户获客成本高达5.28至15美元，部分项目的投流费用是制作费的十倍以上。国内同样如此——据行业媒体报道，某日化品牌曾联合网红夫妇进行一场直播，累计观看超6800万人次，销售额7500万至1.2亿元，而投流费用约4000万元，付费流量占比高达69%。另一位头部主播自曝花费2500万元买流量，观看人数只有80万。
利润不是被竞争吃掉的。是被平台抽走的。
短剧行业的过稿率已跌至20%左右，原创作品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一本多拍”“同质化翻拍”沦为常态，有的IP被翻拍12个版本。平台不关心内容好不好，关心的是内容能不能带来流量，流量能不能变现，变现能不能留在平台内部。
短剧之死，不是死于没人看，是死于平台把内容产业变成了流量赌场。先用流量红利吸引入场，再用投流机制榨干利润，最后用算法规则决定谁能活。这个剧本不只是短剧的，是所有依附平台生存的内容产业的共同命运。
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困局
作为一家品牌服务公司，这是进化岛最深的痛感。
互联网曾经承诺消除信息不对称，实现去中心化，让每一个好产品都有机会被看见。结果呢？去中心化是假象，超级中心化才是真相。
平台比任何百货商场都更垄断。百货商场至少收的是固定租金，商家能算清成本。平台收的是动态抽成——佣金、投流费、活动坑位费、各类营销服务费名目繁杂，标准模糊。据行业数据，中小商家在平台上的综合获客成本已经超过线下房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线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口号，已经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
互联网消灭了传统中间商，制造了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传统中间商至少规则透明，而平台的全套规则是黑箱。商家对平台是透明的——成本、利润、库存、用户反馈，平台看得一清二楚。平台对商家是不透明的——算法逻辑、流量分配、排名规则，商家一无所知。
这种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十年了，电商平台上没有长出一个真正的新品牌。
不是没有品牌尝试过。无数新消费品牌在电商平台上起量、融资、扩张，然后在高企的投流成本和低价竞争中被慢慢抽干。算法奖励低价，低价消灭利润，利润消失就没有资源做品牌建设，不做品牌就只能继续卷价格。这是一个死循环。
品牌不是被消费者淘汰的。是被平台的流量机制扼杀的。
钟睒睒在节目中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为例，说两大巨头竞争数十年从不打恶意价格战。刘润对此提出了“卡特尔逻辑”的质疑，认为企业不应通过默契维持高价。这个质疑在经济学上成立，但放在中国电商的语境里，它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企业的困境不是“该不该打价格战”，而是“除了打价格战别无选择”。
当平台的算法只奖励低价，当投流成本吃掉了所有利润空间，企业连不打价格战的资格都没有。不是不想向上卷品质，是连向上卷的本钱都被收走了。
算法囚笼下的发展迷局
我们正站在一场远超互联网革命的文明转折点上。
AI正在重塑社会经济的每一个维度 —— 生产方式、分配逻辑、劳动关系、创作机制、甚至人与人的连接方式。而平台，是这场革命第一个大规模落地的试验场。平台上的算法囚笼，不只是商业问题，是AI时代治理问题的预演。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同样的算法，曾经让亿万人获得了被看见的机会。一个偏远山区的手艺人可以把产品展示给全国消费者，一个普通年轻人可以用一条短视频改变命运。算法降低了准入门槛，打破了信息壁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连接效率。这是水能载舟。
但同样的算法，现在正在成为一个精密的权力装置。
自媒体人发现，一篇三千字的深度文章自然阅读量只有几百，而一条投了流的短视频可以到百万。内容质量不再是变量，投流预算才是。创作的逻辑从“写好东西”变成了“迎合算法”——算法喜欢什么，什么就能被看见。
内容创作者被数据绑架。一个账号的数据一旦下滑，平台立刻减少推荐，流量断崖式下跌。为了维持数据，创作者只能重复被算法验证过的套路，不敢试错，不敢冒险。平台上内容越来越同质化，创新越来越稀缺。不是创作者没有才华，是算法不奖励才华，只奖励服从。
快递员和外卖骑手被困在算法里。配送时间被压缩到极致，每一单的路线被算法规划到秒。人不是在送餐，是在执行算法的指令。当系统判断一个骑手效率不够高，就减少派单，收入随之下降。算法决定了他们的收入、节奏甚至安全。他们不是劳动者，是算法的延伸器官。
品牌方投流才能活，自媒体人迎合算法才能被看见，创作者重复套路才能维持数据，劳动者服从算法才能拿到单。所有人都在给平台打工，平台稳坐顶端坐收渔利，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
但这只是序章。AI革命才刚刚开始。今天平台上发生的一切——算法决定谁被看见、谁被淘汰、谁能活下去——是AI治理的第一个大规模社会实验。如果我们在平台这个试验场里允许算法拥有不受约束的裁判权，允许五权合一的绝对权力正当化，那么当AI渗透到教育、医疗、司法、公共管理时，同样的权力逻辑将以更大的规模、更深的程度重演。
算法不是中性的工具。它是带偏好的规则系统。它的偏好是让平台收益最大化，不是让生态健康化。当这种偏好被赋予越来越大的社会权力，水能覆舟就不再是比喻。
吴晓波说不要把电商和实体经济对立。这个提醒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当平台利用五权合一的垄断地位系统性抽取全产业利润时，不是谁在对立谁，是平台的行为客观上在掏空实体经济的造血能力。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社会决策权交给算法，而算法的价值观，是平台的利润表。
三、平台暴政的治理之问
平台暴政的时代之痛
把视角拉高，平台暴政的伤害远不止于经济层面。
企业端：利润被抽干，创新被扼杀。 当投流成本占到销售额的15%甚至30%以上，企业就没有余力做研发、做品牌、做长期投入。这不是个别企业的困境，是整个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当所有利润都流向平台，留在产业里的只有越来越薄的毛利和越来越大的压力。产业空心化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发生。
消费者端：短期低价的甜头，长期收入下滑的苦果。 消费者以为自己在薅羊毛，但企业利润被抽干之后，裁员、降薪、缩减招聘是必然结果。消费能力的下滑不是突然发生的，是被持续抽取的利润一点一点磨掉的。这是一个死亡螺旋：平台抽走利润→企业压缩成本→劳动者收入下降→消费能力下滑→企业更难赚钱→平台抽走更多。消费者薅的每一把羊毛，最终都从自己的工资单上扣了回去。
社会端：活力消解，创造力驯化。 当千万级就业人口被困在算法里，当城市街道失去烟火气，当创造性被流量逻辑规训，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是社会生命力的问题。钟睒睒说“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这句话不精确，但它触及了一个真实的痛：当所有消费行为都被算法驯化，商业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也在被悄悄收割。
但最深层的伤害，是人的主体性的消解。
当一个人的生计、可见度甚至自我价值感，都由一个他看不见、看不懂、无法挑战的算法来决定时，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正在流失。自主性。尊严。那种“我的努力和才华是有意义的”信念。当这些被替换成“我必须服从算法才能活下去”的服从逻辑，一个社会的精神底色就在悄悄改变。
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建立在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之上。当算法开始系统性地驯化创造力、规训能动性，伤害的不只是某个行业——是文明本身的更新能力。一个不再产生惊喜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在重复已被验证的套路的社会，一个创造力被流量逻辑碾平的社会，它的未来在哪里？
钟睒睒说“企业家不应该盯着老百姓的口袋，而应该仰望星空”。这句话被很多人解读为格局论。但它的深层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利润池不在创造价值的企业手里，而在分配流量的平台手里时，这个体系的创新动力就枯竭了。所有人都盯着流量，没人盯着星空。而一个不仰望星空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平台暴政该如何治理
治理平台暴政，需要两股力量同时发动：制度的铁锤和平台的良知。
制度层面，反垄断需要适配数字经济的新形态。不是法律缺失，是执法思路落后于垄断形式的进化。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二选一”被罚182.28亿元。同年10月，美团被罚34.42亿元，外加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2026年7月，携程被罚没51.79亿元——首次同时使用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三种处罚手段。
三张罚单画出了一条进化线。阿里的“二选一”是粗暴的：你在我这开店，就不能去别家。美团的“二选一”是精细化的：用佣金、保证金、算法来卡。到携程这里，变成了“技术性操控”：协议里不写“独家”二字，但算法会在半夜自动帮你改价格。
垄断的手法在进化，监管的铁锤也在加重。但还不够。反垄断需要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规制”——不能等一个行业被抽干了才开罚单。重大规则调整应设置过渡期，商家处罚应有明确判定依据和申诉通道，经营数据和店铺评价应可迁移，降低跨平台转换成本。2025年底三部门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执行力度需要持续加强。
更重要的是：在AI时代，我们需要建立一套面向算法权力的治理框架。算法的决策逻辑应该有最低限度的透明度，平台对商家的处罚应该有听证和申诉机制，算法推荐系统应该接受独立审计。这不是对创新的限制，是对社会公正的底线守护。
但法律只是地板，不是天花板。
制度的约束划定底线，真正决定平台生态质量的，是平台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对每一位平台领导者说几句话。
你们创建这些公司的时候，心里装的是改变世界的愿景。你们看到技术可以连接所有人，可以让信息自由流动，可以让商业更高效，可以让每个普通人都有被看见的机会。那个愿景是真实的，它确实改变了中国。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愿景收窄了。本该服务用户的算法，开始服务平台的财务报表。本该帮助商家触达消费者的流量系统，变成了商家生存路上的收费站。本该改善体验的数据能力，变成了信息不对称的武器。
你们是这个时代最有权力的人。你们的每一个产品决策、每一次算法调整、每一个费率变更，都在影响着千万商家、亿万消费者和无数劳动者的命运。这种权力，不亚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机构。
钟睒睒说企业家应该仰望星空。这不只是格局问题，是遗产问题。
你们想留下什么？一个抽干了整个生态的超级收割机，还是一个培育了万千创新的伟大基础设施？一个让所有人都在为它打工的数字帝国，还是一个让所有参与者都能生长的数字土壤？
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不是抽取最多的，而是建设最多的。福特不只造车，还付给工人足够买得起车的工资——他让工人成为消费者，让消费者支撑起一个产业。贝尔实验室不只做通信，还孵化了晶体管、信息论和太阳能电池——它让基础科学变成产业基础设施。伟大的平台不是把生态利润全部吸走的企业，是让生态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健康生长的企业。
我们呼吁每一位平台方：从流量收割者转向生态共建者。放弃抽血式的利润模式，建立真正公平的流量分配机制。给商家留足利润空间去做品牌、做研发、做长期投入。给创作者留出试错的空间，不要用算法惩罚创新。给劳动者保留人的尊严，不要把人变成算法的执行单元。
孵化社会创新，而不是收割社会活力。一个平台如果愿意把一部分流量和资源拿出来，扶持那些有创造力但还没有投流预算的小品牌、小创作者、小商家——它种下的不是成本，是未来。今天被你孵化的小品牌，明天可能就是生态中最有活力的增长点。今天被你宽容的失败实验，后天可能就是改变行业的产品创新。
这不是慈善，是最理性的长期战略。一个培育了上千个健康企业的平台，会比一个榨干了百万个企业的平台活得更久、更稳、更有价值。生态枯竭之日，就是平台衰亡之时。你们最终被记住的，不是市值曾经到过多少，而是你们让多少人因为你们的存在而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内卷不是天灾是人祸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制造一个选择的时刻。
印刷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一度被权力用来管控思想。蒸汽机释放了生产力，也制造了血汗工厂。电力照亮了城市，也成了垄断财团的筹码。每一次，新技术都先集中权力，再分散权力。每一次，人类都面对同一个问题：技术是服务于人，还是人服务于技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技术是水。它可以载着一个文明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可以将它倾覆。区别不在水，在治水的人。
中国式内卷不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不是中国企业不够努力，不是中国劳动者不够勤奋，不是中国消费者太过挑剔。它是五权合一的绝对权力系统运转的必然产物——投流机制抽走了利润，低价机制消灭了品牌，算法囚笼困住了创新，数据不对称制造了不可挑战的统治。
内卷不是天灾，是人祸。
但人祸的好处在于：人可以纠正它。
承认这一点，才能找到出路。不是推翻平台，不是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是建立边界、恢复制衡、让权力回到它该在的位置。是让创造价值的人拿到合理的回报，让流量分配的规则透明可预期，让算法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服务于算法。
还社会以公正，还经济以活力。这不是对平台的战争，是对健康生态的捍卫。
结语：算法之上，是公平和发展
钟睒睒在节目最后说：“企业家不应该盯着老百姓的口袋，而应该’仰望星空’。企业家不只是去思考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要思考如何推动国家实力最大化。”
这句话超出了电商和平台的范畴。它触及的是一个属于AI时代的根本问题：当技术权力越来越集中，当算法开始决定越来越多人的命运，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文明？
平台暴政的治理之问，是AI时代治理的第一个大考。我们今天在平台上做的每一个选择——是允许算法拥有不受约束的裁判权，还是建立制衡机制；是容忍平台抽干生态利润，还是守护创新的空间——都会成为未来AI治理的先例和模板。
刘润说“一切商业的起点，都是消费者获益”。这句话没错。但消费者短期获益和长期获益不是一回事。短期的低价让利是平台用商家的利润做的补贴，长期的消费能力下滑是这笔补贴的真实账单。消费者以为自己薅了羊毛，其实被薅的是自己的未来。
算法不是终点。算法之上，还应该有公平——让创造价值的人拿到合理的回报，让流量分配的规则透明可预期，让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有被看见的机会。算法之上，还应该有发展——让企业有利润做创新，让品牌有空间做积累，让劳动者有尊严做创造，让社会有活力孕育下一个奇迹。算法之上，还应该有温度——不是效率至上的冷冰冰的优化，而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守护，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对弱者的兜底，对多元价值的尊重。
中国互联网的下一个十年，不应该是更卷。应该是更健康、更公平、更有活力。
平台曾经是屠龙少年。它们用技术革命打败了旧的商业霸权，让效率惠及了亿万人。但屠龙少年不能长出獠牙。当效率工具变成权力帝国，当服务者变成食利者，当“去中间化”变成了“造一个更霸道的中间商”——该回头了。
不是回到没有平台的时代。是走向平台权力有边界、生态参与有尊严、创新有空间的时代。
我们呼吁每一位平台领导者：仰望星空。你们手中握着的不只是商业权力，是千万人的生计和梦想。用它来孵化创新，而不是收割活力。用它来建设生态，而不是抽干血液。
钟睒睒没说完的那句话，我们替他补上：限制平台权力，不是限制平台发展。是让平台回到它该在的位置上——服务者，不是统治者。
算法之上，是公平和发展。是人的尊严，是社会的活力，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 END —
